如果瓦特还活着，他站在曼彻斯特博物馆的穹顶之下，凝视着全息投影中上海外滩人头攒动，人人都握着智能手机，坐上新能源智驾汽车绝尘而去。瓦特会惊讶技术平权的广度，也会很失落，他会联想到蒸汽机普及时英国仅有3%的工厂能负担新型动力装置。当瓦特在汉兹沃斯闭上双眼300年后，蒸汽机时代已经尘封在大英百科全书，世界进入人工智能的硅基文明跃升初期，在一个技术狂飙的时代，用户安全成为从人工智能崛起到站稳人民立场的全新考卷。

　　现在全球已经有超过50亿网民，有3400万开源代码托管项目，无论是遥远的非洲村落，还是近在咫尺的中国沙漠，光伏太阳能都在跟网络技术联合改变这个世界。世界已经进入智能制造时代，数控机床与3D打印技术能让个人具备19世纪大型机械厂的制造能力，瓦特那个时代，可需要成百上千的工匠。现在维基百科每月有超过40亿次的知识检索请求，GitHub上2500万开发者共建的代码生态，瓦特会为1796年跟博尔顿的那场专利诉讼而沉思。

　　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对效率的追求始终伴随着对生命的妥协。但即便是妥协，终究也有基本的底线。

　　1769年，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启了机械化大生产时代，但曼彻斯特纺织厂中童工日均16小时的工作时长、平均寿命不足25岁的残酷现实。更有甚者，蒸汽机时代工人被机器吞噬的惨剧不断上演，效率崇拜对人性的践踏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，直至1833年英国《工厂法》强制限定工时，才标志着社会开始以制度抗衡技术的野蛮生长，安全依然是个长期的问题。

　　如今，在“中国智造”的宏大叙事中，人工智能技术正以颠覆性姿态重塑汽车工业：自动驾驶解放双手、智能座舱重构交互、车路协同优化效率等等等等。然而，当车企以“L3级自动辅助驾驶”、“零接管率”为卖点疯狂营销时，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的概念却被模糊化植入其中。在事故中丧生的车主、因算法歧视被拒保的驾驶员、因数据泄露遭勒索的消费者，却将技术平权的尖锐矛盾暴露无遗。科技平权发出了技术伦理的文明拷问：当机器开始替代人类决策时，我们如何守护生命的尊严？

　　从福特用流水线将汽车送入寻常百姓家，汽车的安全问题一直如影随形。比如早期的汽车缺乏安全带和气囊的T型车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。50多年后的1956年发明三点式安全带后人们才看到希望的曙光，汽车厂家却因成本抵制迟至1970年代才被强制普及。这一滞后直接导致美国十年间多死亡30万人。历史证明，技术普惠若缺乏安全底线，终将沦为“致命普惠”。

　　现在的智能汽车每天生产海量的数据，涵盖位置轨迹、生物特征甚至车内对话。2024年，《纽约时报》报道保险公司会根据长达258页的用户行车数据，对用户急刹车数据进行独立核算保费，导致高风险用户保费上涨数倍。这恰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言：“圆形监狱”已从实体空间迁移至数据云端，公民的隐私严重让渡，知情权被剥夺，沦为算法中的“透明人”。

　　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一项研究，通过对超过 8000 张图片检测后，发现了一个漏洞：自动驾驶汽车使用的由 AI 驱动的行人检测系统，对儿童的检测准确率比成人低了 19.67%，深色皮肤的检测准确率比浅色皮肤低了7.53%。雨雾天气下弱势群体事故风险激增。更隐蔽的是，部分车企为降低事故率，算法会优先规避赔偿成本高的对象，如豪车，形成“算法达尔文主义”。当技术成为社会偏见的放大器，那么“智驾平权”就出现生命漏洞。

　　自动驾驶系统成为车企营销的噱头，当事故发生后却改口为辅助驾驶。当年优步自动驾驶撞伤行人，责任认定演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：算法供应商、车企、地图服务商相互推诿，受害者维权陷入被动。技术的进步对各国的法律体系滞后是一个巨大的考验，尤其是在自动驾驶出来时才发现，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驾驶责任限定为“人”，对AI决策主体缺乏界定。

　　现在，世界进入了硅基文明的跃升初期。除了自动驾驶，人工智能、机器人，智能制造都在向未知的世界不断地发起探索。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候，互联网让天涯近在咫尺，可隐私数据成为他人觊觎的生产工具。当众包平台上3000万零工劳动者风雨穿行，他们在跟算法调度系统赛跑，更是为了生存而不敢停下脚步。现在，我们正站在技术普惠与用户安全的十字路口，敬畏每一个生命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，技术才能站稳人民的立场。

　　十八大以来，国家多次强调，科学技术特别是新兴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、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，也存在不少难以预见的规则冲突、社会风险、伦理挑战，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算法歧视、隐私保护等社会问题，基因编辑、基因增强等生命科学新技术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等。要增强忧患意识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，确保科技发展安全，让人民群众更安全地享受科技红利。站稳人民立场，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科技强国建设的价值引领。

　　德国首创“技术监理官”制度，要求车企公开算法决策逻辑并设立赔偿基金；欧盟将自动驾驶列为“高风险系统”，强制实施第三方认证。北京大学成立全球首个“自动驾驶伦理委员会”，成员涵盖哲学家、法学家、工程师及市民代表。其发布的《自动驾驶道德决策12条准则》中明确：“系统不得基于年龄、性别、种族等因素进行差异化抉择。”这种多元共治模式将推广至所有L4级以上自动驾驶系统的算法训练过程，确保技术演进不脱离人间烟火。监管建立覆盖数据主权、算法审计、责任追溯的全链条体系，以严格立法倒逼技术向善。

　　技术平权时代的人即数据，算法往往在人面前犹如一个黑箱。DARPA推行的XAI（可解释人工智能）项目要求算法输出决策依据，如自动驾驶紧急避让时需明确“为何选择左转而非刹车”。国内企业如华为已在其MDC计算平台中引入因果推理模型，使系统能像人类驾驶员一样提供“驾驶日志”。唯有让算法告别“黑箱”，才能实现技术权力的民主化。尤其是智能汽车，更应该内置“伦理选择模块”，面对不可避免事故时优先保护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。

　　智能汽车的技术平权更应该关注“双冗余安全设计”：当主系统出现误判时，备用系统会立即启动，并通过方向盘震动、座椅脉冲等物理反馈唤醒驾驶员。技术民主化可改变汽车业的价值逻辑，安全不应是豪华车的专属标签，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。监管方面所有涉及人身伤害的智能汽车数据，需在24小时内同步至国家交通安全区块链，并引入“数据陪审团”制度，由算法工程师、伦理学家和普通市民组成三方团队，共同解析事故真相。

　　除了自动驾驶，我们未来还会面临大数据、机器人等诸多技术平权，当我们站在工业革命4.0与智能革命交汇的十字路口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温爱因斯坦的警告：“关心人的本身，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。”从“中国制造”到“中国智造”的跨越，不仅是生产力的跃迁，更是文明形态的进化。当硅基生命与碳基生命开始争夺道德叙事的主导权时，真正的文明高度，不在于创造了多少奇迹，而在于守护了多少颗不安的灵魂。

　　敬畏生命，敬畏安全，是这个AI时代更是新能源智驾时代最需要的商业文明。这也应该是商业文明的底线和常识。